一个曾被斥为封建迷信的行业正在浮出水面，背后是蔚为壮观的产业发展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博弈
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是常亮最喜欢的日子，因为在这两天，常亮的生意是最好的。
常亮和他的两个湖南衡山老乡在广州芳村黄大仙祠旁边开了一家店，卖香纸蜡烛以及桃木剑罗盘神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卖东西只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更多精力和收入来源，是起名、看相、算命、看日子、调风水、做道场这样的事。
初一和十五，去黄大仙祠烧香许愿的人最多。很多人烧香许愿之余，还想提前知道结果，而黄大仙不能告诉他们，于是便来求助像常亮这样的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似乎更能知道了解他们的忧患和祈愿。“年轻人，你过来，你有什么解不开的事情吧？”清明节的那一天下午，常亮向在他店铺前驻足留连的人招呼。
年轻人犹豫着，终于还是走了进去。常亮劝说他抽一支签测测运气，年轻人同意了。常亮把他带到后堂，后堂供着关公的神像。常亮点燃3炷香让他拜3下，年轻人照做了。在他持香祭拜的过程中，常亮一手敲打木鱼，一手摇动着竹筒，口里念念有词，仔细听来，是“吉祥如意”这样的话。
在悠缓的佛乐和笃笃的木鱼声中，这一切显得如此神秘。而长久被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挞伐的风水，包括实践和理念，也正如这一幕，虽然偷偷摸摸，却也顽强地在中国的农村以及大城市某个隐蔽的角落向人们展示它的顽强存在和蓬勃生机。
从农村到城市
福建泉州洛江区河市镇溪头村，14棵龙眼树清明前被砍掉，原因是它们破坏了别人家祖坟的风水；在上海虹桥开广告公司的“香蕉人”Alan，以10万元报酬找来风水大师为公司调风水，并相信是物有所值
初一、十五之外，清明、中元等节日也是像常亮这样的风水先生最喜欢的日子，这些日子里去黄大仙祠、光孝寺等上香烧纸的人最多，光顾他们生意的人也最多，有关祖坟、风水等事情也多了起来。
清明期间，交通总是会拥堵，总是有地方发生因为烧纸钱放鞭炮引发的火灾，有的地方还出了人命。但人们似乎不再把清明时节上坟、祭祀这样的活动看成是封建迷信而加以侧目，有人提出，应该把清明设为法定节假日，以国家大祭的形式来组织祭祀活动。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在进行。今年清明节，陕西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祭拜黄帝陵活动，海内外炎黄子孙5000余人聚集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新落成的祭祀大殿前，以“九鼎八簋”的传统礼制及浩大乐舞等祭拜轩辕黄帝。据报载，今年黄帝陵祭祖首次采用国家祭祀规格，遵循古代以青铜器作为黄帝祭器的传统。清明已经成了除春节外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而常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有关风水的事情也正在成为一种“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
媒体报道说，在东北，黑龙江青冈县芦河镇拥军村原村支书王国君，请了风水先生来看祖坟，风水先生挑选了一个小山坡，对村支书说这里的风水最好。于是村支书在那里大兴土木，占用土地300多平方米修建了一座豪华大院，大院雕梁画栋极尽铺设自不必说。2000年建好后，这位支书把他家的祖坟迁到了这座豪华大院。
村民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2001年国土资源管理局以王国君违法占地为由对其处以3700元的罚款，并于当日为其办理了临时用地合同，标明临时用地时间为2001年11月至2003年11月。临时用地时间过了，王国君家的墓地依然屹立。2004年3月23日，国土资源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王国君出具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限其30日内必须拆除。而王国君一家并未理会青冈县国土资源管理局的处罚决定，2004年6月，国土资源管理局向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东南，福建泉州洛江区河市镇溪头村，蔡金钗看着被人砍掉的14棵龙眼树老泪纵横。龙眼树是今年清明前被砍掉的，这14棵龙眼树的旁边，是惠安县洛阳镇陈三坝村村民家族的祖坟。蔡家人说，这片龙眼树是1983年时种在责任田里的，结果都有十七八年了。这些年来长势一直很好，在龙眼最畅销时，收成上万元，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导致这14棵龙眼树遭受杀戮的原因，是它们破坏了别人家祖坟的风水。龙眼树被砍当天，蔡家向派出所报了案，并多次找村、镇相关部门寻求帮助，但由于砍树的村民属于惠安县洛阳镇，解决案子就成了跨县(区)的事情，所以至今尚未得到处理。
“在中国农村，由风水引起的家族、宗族冲突经常发生，政府对这些事往往无从着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宗教研究所的陈进国说，他的家乡是在风水信仰浓厚的闽南地区。
但是如果说对风水的信仰只发生在农村，那就是对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的不理解，风水的力量所及之处，是整个中国文化覆盖下的区域。
Alan，一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华裔，在上海虹桥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当他公司生意不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风水大师来给他的公司调风水。在此之前，对于风水，他已是身体力行：为了防“漏财”，公司的窗户是常年不开的，每个员工的桌子旁都放有一棵“招财树”，在最重要的部门财务部，挂着好几串的铜钱。
从香港来的风水先生说这些还不够，并且有的做法还错了。比如百叶窗不该是白色的而应该是黄色的，他建议办公室要挂两个钟，一个是圆形的，一个是八角形的，墙角应该放一个罗盘，他还在Alan的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张八卦图。
这一切与这个现代化的写字楼显得格格不入。“现在的很多港资台资公司都这样做。来到中国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Alan显得有些得意。
他给那位风水先生的报酬是10万元，他相信这物有所值。
蔚然产业
号称“中华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轩业务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围，起名、算命、调风水、带徒弟等等，每一项的收入可以用“财源滚滚”来形容；主持人巨天中带高级徒弟的收费更高达10万-30万元/年
在风水行业内，香港、台湾来的风水先生收费是很昂贵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风水活动从未中断，一直风风火火，像Alan这样求助于风水先生的人认为他们的“道行”自然要高一些。而大陆的风水活动从上世纪90年代后才算重新开始，而在以前，风水活动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常亮说他从事这行有20多年了，以前是在惠州、陆丰等地活动，5年前到黄大仙祠，一直做到现在。黄大仙祠聚集了众多像常亮这样的风水先生，在广州，另一个风水聚集地是光孝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个大城市的著名寺庙周围，那些隐居民间的风水先生们以“文化咨询、策划”的名义通过工商局的登记后，来这里安营扎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探出头来，虽然表面上小心翼翼。而北京，是风水行业最兴旺的城市，雍和宫附近以某某“轩”某某“庐”为名字的众多店铺显示着这个城市风水行业的兴旺。
前年，宗原把他的“宗原起名院”从白云观搬到这里，“因为那边拆迁了。”他说。
“我不看风水，不卜卦算命，我只为别人取名字，是真正的文化活动。”和其他大部分同行一样，宗原一直强调他工作的文化属性。他的名片上，印着“中国易学祖传世家”、“当代易学名师”的称号。师传渊源悠久，是这一行所看重和足以夸耀的。
位于南剪子胡同的“弘名草堂”的堂主金焘纲则自称为康熙第十四皇子的嫡孙，从小对易经耳濡目染。他说北京第一家起名公司是他哥哥金焘纯开的，叫做“正名庐”，时间是1992年。
弘名草堂不远的易佐起名馆的掌柜虽然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崔成易佐，但他并没有显赫的身世和正统的师承，“相关知识是自己学来的。”他说.
无论是师出名门的“江湖豪门”还是自学成才的“草莽英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掌门坐堂，一个当家做所有的活，价钱上也没有等级区别，个人取名一般收取150元左右的费用。
而像正名庐、宏名轩、鹿鼎这样的大“帮派”，则要繁复和昂贵很多。以号称“中华取名第一家”的宏名轩为例，个人取名分为3个档次：专业取名、专家取名和主持人取名，价格分别是198元、498元和1980元。但宏名轩的业务早已超出取名的范围，有“姓名系列”、“名理系列”、“设计系列”、“环境系列”、“培训系列”等，起名、算命、调风水、带徒弟等等，每一项的收入用“财源滚滚”大概可以形容其兴隆，以主持人巨天中调阴基为例，北京市内收费是1万元1次，外地是2万元，并且需要提前预约。而他带高级徒弟的收费更高达10-30万/年。与传说中孔子当年的收费标准--3块腊肉相比，简直天渊之别。
在北京这样颇具规模的公司，业务已不仅仅提供咨询服务，像宏名轩、鹿鼎还开发“吉祥产品”，一个八卦盘，在宏名轩的网站上，最高的标价达到4000元。
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邵伟华的公司，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其公司产品的专卖店。“我们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并且是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来进行管理的。”在深圳天安国际大厦的办公室里，邵伟华这样说。他被称为“易学泰斗”，他写的4部书成为风水行业的教科书。
以易养易的途径在邵伟华的公司有三：提供“信息咨询”、卖吉祥产品和培训，他的公司也相应地设置了“预测部”、“培训部”和“产品部”。“我们要走南泥湾的道路，可以说我们是一家扶贫公司。”邵伟华说。
“风水行业是21世纪的热门专业之一，解决就业，永不下岗且愈来愈精的职业，为人谋求幸福和健康的、光荣的，助人的职业。”湖南的李三伏这样说。这位矿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目前在深圳一带活动，他的目的是在深圳堂堂正正地开一家“风水公司”，而不需要打着“文化咨询”的幌子。“但是时机还不成熟。”他的弟子袁绍武说。
不过当他还在等待的时候，深圳、广州等沿海大城市的风水公司已在某个小巷或者高档写字楼里鸣锣开张了。
接受与“复活”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教授黄树民来到厦门近郊的“林村”，村支书叶文德带他参观叶家祖坟，用风水的理论解释自己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今年年初报纸报道，广州的中小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对于“校园风水”言听计从
在文化人类学家那里，风水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而是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把钥匙。美国教授林耀华“小说形式的人类学专著”《金翼》中，金翼之家有一个很好的风水地形。
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的生活，人们用风水来解释一个家族的兴衰。
但就在此之前不久，风水遭遇了一场大批判。“五四运动时期，出于救亡图存或思想启蒙的需要，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急风骤雨的批判反省。在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冲动下，人们匆匆拿起了‘科学’的武器，要粉碎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文化复兴的所谓封建迷信--另一种说法是文化残存，笼罩着神秘面纱的风水术数，自然成为文化批判的靶子。”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说。
如果“五四”只是在思想界掀起“头脑风暴”的话，那么解放后风水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当以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风水活动被禁止，人人谈而色变。风水在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人文生态后似乎已被清理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传统的东西最难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它总是能找到铁屋的裂缝。
上世纪80年代，另一个美国教授来到厦门近郊的“林村”，村支书叶文德带领他去参观叶家的祖坟，用风水的理论向美国教授解释自己几十年来的兴衰荣辱。美国教授是人类学家黄树民，黄树民以他和村支书对话的形式写了《林村的故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统力量的风水观念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从另一个方向看，也可以得出中国几十年来对民众的唯物主义教育并没有成功的结论。”陈进国说。他是福建人，金翼之家和林村的故事都发生在他的家乡。
当老一代的叶文德在其垂暮之年最终向风水服拜之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却轻而易举地把唯物论的教育放到一边，而把风水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论和力量。
“请保护我的隐私。”沈雅(化名)临走之前对记者说。
隐私指的是她的姓名。这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虽然毫不隐瞒自己对风水的兴趣和“一定程度上的相信”，但是她还是再一次告诫：“最好不要说，怕有麻烦。”
沈雅是与母亲一起来到崔成易佐的起名馆的。她觉得自己的名字太过普通，虽然她过去的生活都还顺畅，但她还是希望改一个“与众不同的、能带来好运的”名字。她说她相信这些。至于她自小所受的唯物论教育，“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来学习的，书上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而比她更小的中学生们，在更为宽松和多元的社会下，对于风水的接受则有了更多更容易的途径。今年年初，报纸上说，广州的中小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对于“校园风水”言听计从：坐在床上，把书放在叠起来的被子上复习、做题；把客厅里沙发上白色的抱枕拿到床上的一个角落放着；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南面。这些都有着风水上的考虑。
“就个人而言，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就需要有一套价值、信仰来应付被强大的外力打断了的生命进程。我们的社会没有唯一的神，国家权力不再钳制信仰，不用权力来规定、法律来制裁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其它的价值来替代现有的价值。”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
他把这看成是“复活”。
明与暗三种人
据悉，中国的风水人士分为3种，第一种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做学术研究，第二类穿插于政界、商界间为“精英人士”做参谋，第三种就是在街头的江湖人士
沈雅知道很多人都对此很热衷，所以才有如此多的风水公司。但对于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她来说，恐怕不知道很多的风水活动其实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她出生前的很多年里，风水师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是一个公开的职业，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仍然有很多的风水师选择和他们前辈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一些企业家、政府官员之间周旋，为他们提供风水服务，收取不菲的费用。
丁悦家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做生意的很多都相信风水，尤其是在房地产这一行。”丁悦家说。这位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原本学的是绘画，但现在他在风水圈内颇有名气，一般需要熟人介绍，当然还要5位数以上的酬劳才能请得动他。
“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离不开风水，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我们的售楼人员都经历过风水知识的培训，因为很多的客户会问到风水的事情。我们也对设计人员提出在设计楼盘和房型时考虑风水的因素，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懂个一二三。”左其名认为，如果房产业到了买方市场，风水更会成为房产商手中一张不可或缺的牌。
一个事例被房产人士所熟知：上海的“鼎园”，在大木桥路、瑞金南路、斜土路和赵嘉浜路的中间，“鼎”为火，于是开发商宣称他们的项目五行俱全，是风水宝地，价格卖到3万元一平方米，比周边楼盘高出一倍。
“风水也称堪舆，堪就是天，舆就是地，由于同属于‘究天人之学’，堪舆术一直作为‘官学’的形式存在。儒家之‘儒’，和‘巫’很有关系。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陈进国说。
事实上，风水术中关于建筑、生态的内容，被现在的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学者所用。一个城市规划的设计者在为城市的建筑、道路项目规划的时候，是否影响城市的“龙脉”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1982年，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引发的一场“风水官司”被热炒了很长时间。中银大厦被设计为四把刀的形状，其中一把指向汇丰银行，一把指向当时的总督府。为应付中银大厦的“挑衅”，汇丰银行在其大厦楼顶架了四门大炮，而港督府则种植了6棵杨柳。“建筑师都相信建筑风水的。”贝聿铭说。
此时海外的风水已经很有气候，不单是像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大师在实践运用之，在学界，台湾的李亦园、日本渡边欣雄等学者对风水的研究已很有成果。
“大陆的风水研究落后海外一大截，并且风水还被当成异文化来看待。我们缺少本土化的视角。”陈进国说。
据悉，中国的风水人士分为3种，第一种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做学术研究，第二类穿插于政界、商界间为“精英人士”做参谋，第三种就是在街头的江湖人士。
丁悦家显然是第二种，但对于他接触过的政府官员，他不愿意多说。
“从事风水的人都有自己的稳定客户，这些客户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互相介绍的。”莫璐铭说。他的办公室挂着他与一些有名的客户的合影，包括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还有一些政坛人士。
所以莫璐铭虽然开了一家风水公司，但是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客户。“开公司主要是为了方便，很多客户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没有公司这个名义的话，他们给我的酬劳将会给他们在财务上带来麻烦。”
风水毕竟是和主导思想有冲突的，有过风水活动的官员们对此是有忌讳的，但是从一些落马官员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找过风水先生算命、看风水的人并不在少数。
据媒体报道，2002年，已内退的海南省某局副局长因邻居修筑围墙坏了他的“风水”，便带着他的女婿等人上前将门柱推倒，还将一名工人打伤住院。而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胡建学于是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企盼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不过他在1996年的时候因为贪污罪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们似乎不能归咎于风水。
正名博弈
“我们需要一种本土的价值观。”用本民族的思维习惯看待风水，是社会学者们所希望的；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雷铎认为，从事风水工作，需要学会“打太极”
“这方面的事情只能静悄悄地去做，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点契机，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把风水当成靶子送给人去打。”广东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雷铎显得小心翼翼，他认为从事风水工作，需要学会“打太极”。
几年前，他在大学里开设风水学的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当他整理讲义准备出一本风水学的教程时，他受到当地报纸的批评，说“大学教授搞封建迷信”，他的课程也被迫取消。
雷铎既然是“广东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自然是会打太极的，如今他的课程继续在上，当然没有再叫做“风水学”。“关于风水的知识，我们叫风水学而不是风水科学，就像中医，是中医学而不是中医科学，作为国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雷铎说。
雷铎认为风水里头肯定有合理的成分和不合理的成分，“面对一个烂苹果，对一个很饥渴的人来说，全部吞下固然不好，全部抛弃不但是可惜，而且是做错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人的问题。”
“历史上，就风水问题民众与政府一直就存在着博弈。”陈进国说，风水信仰、习俗就一直在官方文化(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化的宗教形态)与民间文化(源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化巫术、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形态)之间隐秘地游离着，传统礼教或祭祀观念之所以能够“以家达乡”，并非尽是统治阶层或传统士绅主动参与的结果，诸如风水先生、择日师、礼生、工匠等“下里巴人”，很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中介者，甚至是第一媒介者。
宋明理学的仕人清楚地知道风水可能带来冲突，对风水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在中国各地流传着“天子地”的故事：这个地方本来要出天子的，统治者很是顾忌就派人破坏了天子地的风水。“这种类型的故事反映了民众的反抗意识和被压抑的宣泄。”陈进国说。
冲突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在农村风水会引起宗族、家族之间的冲突，在城市，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的生活方式取代乡村生活方式，以风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会对城市文化发生对抗，对抗的结果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传统根深蒂固，要改变谈何容易。”陈进国说。
比如墓葬，城市文化要求火化，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火化之后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找风水先生，买棺材，垒起坟冢。
“我们需要一种本土的价值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这样说。于海认为旧文化的复活正是应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它与现有的主导价值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因为它没有波及到它的体制。
陈进国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云南丽江是毒品泛滥区，用现代的方法禁毒，效果不明显，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当地的传统节日“虎日”举行祭祀仪式，在仪式中吸毒人员找到了家的感觉，戒毒效果很明显。
用本民族的思维习惯看待风水，是社会学者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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